学校的另一个老师姓石，五十多岁，和悠悠妈妈一样，也是民办教师。石老师出身富农家庭，是解放前的老初中毕业生。他教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并兼着二三年级的书法，主要是学写毛笔字。家在西边邻村石庙，距学校一公里远，石老师在家吃住。
悠悠妈妈教二三年级的语文，兼着三个年级的音乐和美术课。
后面的一排房子东面两间是磨房，其余的放着生产队的东西，磨房前面的空地上有一盘石碾。
村里喂了十六头牛和两头驴，比别的生产队养十头牲口的多了快一倍，可是韩屯村耕地较多，牲口还是有点紧张。
幸亏韩屯村每年上交的公粮数量多，在县里出了名，奖励了一台拖拉机。两头驴就用来给社员拉磨，每天安排四户，十来天安排一轮，这在整个公社也是少有的福利，深受全村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欢迎和感激。
这两年虽然有了打面机，但每斤需交一分钱的加工费，这个年代缺少油水，人们的饭量都大，壮劳力一天最少二斤，一家五六口人，平均得七八斤粮食，要是打面得七八分钱，一斤咸盐才七分钱，人们为了省钱还是自己磨面吃。
下午，姥姥和村里排上推磨的人家换好了时间，趁妈妈开学前磨面，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。
为了磨面，姥姥头天就把要磨的粮食，用簸箕簸了又簸，挑净粮食里面的坷垃，最后再用毛巾蘸着清水来回地擦净晾干。
磨的是姥姥口中的杂面，就是高粱和黄豆，装了满满的一大布袋。姥姥说一百多斤，够吃到出正月了。
悠悠看了一下，高粱少豆子多。姥姥掺高粱时特别的珍惜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还真不禁吃，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新高粱下来。”
悠悠想着拉嗓子的杂面包子，疑惑的问：“姥姥，高粱一点也不好吃，咱光吃豆面不行吗？”
“那可不行，掺的高粱少了，蒸的干粮都散的拿不起来，光豆面更不行。你没见二爷家蒸豆面馍啊，都是捏团子，熟了用碗乘着吃。再说了，豆面喝粥不乱锅，还一股子豆腥味。”
“他家的高粱哪？”
“这不是穷吗？家里人个子大饭量也大，家里没存粮，队里分啥吃啥。高粱比豆子早下来一个多月，等豆子下来就吃的差不多了。剩下点高粱得留着喝粥，就舍不得往豆面里掺了。以后就好了，宝景大了，能挣工分了，分的粮食多了还好过点。”
悠悠跟着去了磨坊，看到磨坊里石磨厚厚的两层，置放在垒砌的高台上，下层固定，上层转动。抚摸着石磨上咬合得天衣无缝的沟槽，悠悠衷心的佩服现在的石匠功夫了得。
爸爸帮着把准备好的粮食背到了磨坊，姥姥把要磨的粮食倒在磨盘上，再用手拢成上尖下圆的形状。
二爷帮着把毛驴牵进来，伸手拿起一块蒙眼罩，戴到驴的双耳上。接着，又给驴围上“扎脖”，再把一套拉套套到驴身子的两侧。最后，把拉套的末端挂到磨棍的连杆上。
当准备工作就绪后，姥姥“喔”的一声，驴子立马竖起双耳，四蹄紧蹬，开始了漫长的环形跋涉。
也就是从这一刻起，古老的磨房里开始响起石磨的噜噜声，驴蹄的踏踏声，筛面罗“呼答呼答”的滑动声……这些节奏不一的声音相互交织，宛如一支长长而又沉沉的乐曲回荡在悠悠的耳畔。
当磨盘上的粮食在一遍遍碾磨时，姥姥跟在毛驴的后面，拿着个扫帚把磨碎的粮食沿着磨盘外沿向里扫，毛驴停下来的时候，姥姥就用扫帚抽打几下，大声地呵斥着。
妈妈用粗细不一的筛面罗把碾碎的粮食糁分成细粉、粗粉等，一直到粮食在石磨上碾得只剩麸皮时，还舍不得丢弃。再一次用粗罗将麸皮筛上一遍，收集一部分泛红的麸粉。这些麸粉虽然已没有太多的“油水”。但是，在以后蒸馍、熬稀饭时，把它掺进去，还是可以填饱肚子的。
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，粮食磨完了，古老的石磨终于停止响声。姥姥从磨道里把驴牵到院子里，为它去掉蒙眼罩。然后忙着收拾石磨上剩余的麸皮。
此时，累得浑身是汗的毛驴禁不住对着空中“昂昂”长嘶，然后，打上两个长长的喷嚏，身子一软躺在地上，左一个右一个打起滚来。也就是在这左右的翻滚中，毛驴一身的劳累慢慢消尽。
姥姥和妈妈尽管用头巾包的严严实实地，眉毛和眼睫毛都是白花花的，浑身沾满了面粉。姥姥慢慢直起弯了一下午的腰，用拳头捶打着，扯下头巾拍打身上的面粉。
晚上，哥哥收拾自己的书包。让姥姥把在公社新华书店买的两张水帘纸用线缝成作业本，拿着镰刀头仔细的一页页割开，从原来买的作业本后面小心地撕下一张没写字的纸张，垫在新本子的第二页下面，水帘纸薄清楚地透出下面的线条和格子。
“看得清清楚楚，一个本子能省2分钱，够买支细铅笔了”。昊昊拿着新本子，给家里人看。
悠悠看着兴高采烈的哥哥，心酸的要死。七岁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，为了2分钱，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，懂事地让人心疼。
开学了，防台上热闹了起来，孩子们的笑声，叫闹声传出好远，悠悠领着弟弟去凑热闹。